原标题：华为为这个意大利人设立了一个研究所
Renato Lombardi
“来华为，生活翻开新的一页”
2007年底的一天，华为微波团队的Denis Han（后任华为米兰研究所所长）联系我，希望我们能见一面。
第一次知道华为是在2004年。当时，在西门子工作的我，将微波产品卖给华为，用于华为在柬埔寨的一个项目。不久后我参观了华为深圳总部，去了高大上的F1展厅，见识了深圳的工厂，特别是看了华为的发展轨迹后，一下子感觉到：“华为并不是一家纯粹的中国公司”。华为的生产制造员工很少，研发人员占了非常大的比例，这样的华为更关注长远的创新和发展。回去后，我在西门子内部做了一个报告，告诉他们，华为作为一家跨国公司，虽然规模还比较小，但在将来几年甚至数个月，我们就能看到它发展壮大。
这一次短暂的“约会“让我对华为印象深刻，但此后并没有什么交集。直到这通电话的到来。
会面的那天，是圣诞节前一个特别冷的下午，在米兰的一家咖啡馆，Alex Cai（时任欧洲研究所所长）是面试官。与其说是面试，不如说是一次业务规划讨论会。Alex非常坦诚地告诉我，华为的IP微波产品，核心部件室外单元（ODU）依靠代工，竞争力不足，人才也较为匮乏，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微波的“明白人”，解决“ODU的自研开发”，“看清微波的发展方向”，构建IP微波的核心竞争力，打造华为微波的品牌。
我们讨论了一下午，一致认为，华为需要建立自己的微波研发能力中心，最关键的是要拥有充满竞争力的人才，因此最好建在人才聚集的地方。
大家不约而同选择了米兰。米兰是全球知名的微波之乡，诸多知名公司如西门子、阿朗、爱立信在米兰都设有微波研发和销售机构。还有如米兰理工大学等大学专业投入微波人才培养，人才资源丰富，微波产学研生态系统完整。
我们甚至讨论到初步规划：多少人，多少投资额，需要多少时间等等。这让我极为触动，也促使我最终下定决心从一家西方公司来到华为。
我知道，一开始我在华为的职位会比以前低，而且离开一个工作十几年的地方，打破原来长期积累的人脉关系和资源重新开始，困难会很多。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激情，喜欢尝试新事物的人。在华为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，组建自己的团队，从事新的业务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具吸引力呢？甚至可以说是一次重生。（顺便提一下，我的名字在拉丁语里的意思就是“重生”之意。）就像翻一本书，前面的一页已经翻过去，等待我的是新的一页。
“抄近路”打响头炮
筹建米兰微波分部的那段时光，非常有趣。
那是2008年的夏天，Denis Han、Logos Tao（时任西安ODU PDT 经理）、William Gou、Franco Marconi和我，5个人挤在华为代表处一间靠近咖啡机的小办公室里，声音嘈杂，空调也坏了，但我们一起憧憬着未来：租办公室、找到合适的人才，从无到有地建立微波研发能力中心。唯有想象未来，才能熬过这个炎热的夏天。
我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向业界专家介绍华为和微波发展平台。最开始我找的是和我共事过的人，他们都是在业界具有10年甚至20年以上成功经验的专家，我们彼此了解，互相信任。就这样，组建了最初的微波专家核心团队。
组建米兰研发能力中心的同时，华为面临的业务挑战也到了紧要时刻。2008年10月，华为中标沃达丰项目后，产品的研发压力随之而来，客户要求几个月内通过POC（proof of concept）准入测试。
我着手和中国同事一起建设测试环境。测试选在哪里合适呢？当时，米兰的办公室刚刚装修好，还没有实验室。而华为在西班牙已经建有一个移动创新实验室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。但我坚持必须在米兰测试，要让客户看到米兰微波技术团队的承诺和竞争力，以此与客户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。（后来我们成功创建了联合创新中心。）
我决定“先斩后奏”。一次和关系很好的客户共进午餐时，我问他们：“在下周和华为的正式会议上，能否请你们问问华为是不是在米兰测试？”一周后，客户告诉我：“Renato，你还不知道，沃达丰已经跟华为提出在米兰测试了。”
我为此兴奋不已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客户选择在中国的大年三十（2009年1月26日）测试。此时，距离测试不过几周的时间，我们必须非常快速地将实验室搭建起来。
测试工程师胡斌，带着十几人的团队远渡重洋，从中国来到米兰帮助我们。我记得有一个周末，我和其他意大利人像木匠一样，把一个个螺丝拧紧，一块块瓷砖装好。一般研究者不会去做铺地板、走线之类的事情，但微波分部就像我们的家一样，每个人都知道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。大家都认为这是米兰团队非常关键的时刻，相当于头炮，一定要打响。因此每个人都很坚定也很投入，没有谁因为要在周末做这些事觉得有问题，都希望能够成功。
不到两周时间，实验室从无到有建了起来。但是产品版本还没到TR4，我们就迎来了测试。
在西安和成都的中国同事也主动放弃了春节和家人团聚的机会，24小时全天候支持我们。每天，米兰、西安和成都三地的团队在客户测试结束后，就开始通宵定位和修改问题，改代码编版本，不断的测试和验证。
这个时候我才理解，“Fen Dou（奋斗）”这个词的真实含义，以及这种鼓舞着华为人前进的价值观。
测试虽然磕磕绊绊，并没有100%完美，但在团队的紧密配合下，两周后我们通过了客户的考验。几天后，当时的固网产品线总裁丁耘来到米兰。我向丁耘解释为什么要在米兰测试，但还是有些担心，因为我“抄近路”，走了一些捷径。丁耘让我不要担心，他说，华为因为我，早就决定将测试放在米兰，而事情也证明，很成功。
对米兰团队来说，这一次测试仅仅是开端，但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们第一次向关键客户展示了华为的微波技术，向客户证明了，华为米兰不光有研发设计能力，还具备行销、服务方面与客户的连接能力。我们深刻理解和实现了客户的需求。因此，就像汽车需要燃料一样，我也需要这场测试放在米兰。
当面临两种选择时，有时候我们需要提前谋划，而不是等到事情发生时才去行动。实际上，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很像，会采取非常务实的办法：如果前面有一个障碍，绕过它并达成目标，是最简单的方式；如果不得不面对，我们就尽最大的努力克服它。
一年完成外界认为两年都做不到的事
2008年下半年，当米兰微波分部初具雏形，华为ODU的自研问题也提上了日程。
ODU由合作厂家提供，在性能、技术特点、整体质量等方面竞争力不足，无法与老牌微波厂商匹敌。凭借在微波20多年的经验和判断，作为团队成员之一的我，第一次出差成都期间，提出了“一板设计”的方案。这个方案从产品性能和生产能力上可以超越对手的“两板式”设计，但技术难度更大，对研发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大家对新方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。我和米兰团队坚信这一判断，并试着说服其他团队。在经过长时间邮件和电话的“乒乓”后，我和其他微波专家决定从米兰飞赴西安（当时西研刚被批准作为华为在中国新的微波ODU发展中心），和无线产品线的研发团队当面沟通。
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，我和Logos一行几人，冒着寒风在古城墙上来来回回走了很久，边走边详细分析新老方案的优劣，试着提前预测所有可能出现的技术性和组织性问题。我对陶红明说，我们有信心能够实现新方案，外界说华为两年都做不出ODU样机，我们会证明我们不仅能完成，而且一年就能做到。
讨论了足足4个小时。虽然彼此都知道，新方案在技术上还存在一定的风险，但我们坚定了这一选择。
最后，我们成功了。我们不仅自研出室外单元，还推出了华为自己的微波产品。我的团队做到了！产品最终命名为XMC系列，正式的名称是eXtreme Modulation Capacity，但我立即想到，XMC就是“西安、米兰、成都”的简称，意味着三地团队共同努力实现了产品的联合创新开发。
“用激进的承诺给团队压力和动力”
要打造业界领先的高品质微波产品，很多新的挑战等待着我们。在毫米波范围内的超高频电路设计是业界公认的难题。常规频段的微波产品设计和加工相对独立，到了Eband（E频段，80GHz），将电路设计和制造工艺分开几乎不可能。如此高的频率，最微小的缺陷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寄生效应，因此在设计阶段，有必要考虑制造上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，还要保持适当的利润率。由于各种技术和后勤原因，包括在中国一些关键零部件进口困难，因此我决定在米兰制造80 GHz的部分工艺，也便于和科研团队保持更密切的连接。
我在米兰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微波制造顾问。在顾问的帮助下，研发团队掌握了制造流程和关键控制点，可以说是产品质量保障的“敲门砖”吧。我们设法制造出在高频下核心器件SiP（System in Package）的高容量，在中国的工厂完成最后的装配。
因为从未做过Eband产品，在达成目标前，我们和生产线花了好几个月不断测试验证，解决问题。
那段日子，支持Eband的专家团队完全没有时间的概念，每天不知疲倦地不停做实验，寻找问题原因。有一次一个新的问题导致量产下降，我记得我和其他工程师从米兰飞到松山湖，和来自西安、成都和上海的团队一起工作，所有人付出成倍的努力直到找到根因。这次出差我至今记忆犹新，因为我在家中打篮球时不慎摔断了手，那期间我的手一直打着石膏。
让人高兴的是，这是我们遭遇的每一件事。现在我们引领着微波行业，占据市场最大的份额。
“文化就是适应”
在公司8年，我经常遇到一个相同的问题：作为一个西方人，到一家中国公司，文化差异比较大，你怎么去适应？
我认为没什么特别。就公司本身而言，所有的大公司都有不同的组织机构，但往往有一些共性是需要我们去理解的：怎样在一家大而复杂的公司工作。
华为欧洲的一些外籍管理者，很多曾在爱立信、西门子的总部工作，他们常问我在华为如何沟通。很多时候，我试着建议他们换一种方式做事。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总部工作了（总部在中国）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你需要适应新公司的价值链，新的领导以及他们的管理和工作方式，找到你的价值所在。
除此之外，还要了解中国，了解华为。理解了他们的文化和思考方式，才能更好地沟通。25年前我就来过中国，上世纪90年代去过多省出差。每到一地，我都会到周边转一转，参观旅游景点，体验当地的特色餐馆和传统食物，慢慢喜欢上了中国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。
我会告诉团队的外籍专家，学习一些基本的中文，特别是，“不要去意大利餐厅、快餐店或其他西餐馆，我们就吃中国食物。”因为这是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同事的一个方法。很多时候，中国同事会问：“你会说中文吗？”事实上，我不会说中文，但我会说三四百个中文单词。这是我的求生工具。
理解一个人比会说一门语言更重要。达尔文很多年前告诉我们，不是最强大的人能生存下来，而是适应新环境最快的人才能生存。
文化就是适应，就是尊重多样性。没有人希望我的行为像一名中国人，我是意大利人，但我深深地尊重中国文化和中国人，这也许是我的错误可以被原谅的原因吧。
Renato在华为获得的奖
“我喜欢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”
那么如何更好地适应呢？我的态度一直是：不抱怨，多微笑，看看事情积极的一面。
8年前的华为，就像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，虽然长得很高，但并不成熟，比如在流程、制度等方面还不是很完善。有同事可能就会抱怨，甚至问我：“Renato，你怎么从不发火呢？”我说，我们被聘为华为员工，是来发现问题，提出建议，解决问题的。任何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华为也不例外。如果没有任何问题，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？
而即便一开始融入团队并不是很顺畅，但华为主管尤其是高层的支持，是我之前从未遇到过的，让我能满怀信心坚持下去，并最终找到了和总部以及其他团队最好的配合方式。
我还记得，加入华为后第一次来深圳，见到了公司的高层领导，他们很直接地问我：“你需要我们怎么支持你？”我很震惊。之前在其他公司找高层领导，通常只是去汇报工作。和高层领导沟通完2个小时后，我开始陆续接到其他同事的电话，他们已经从高层领导那里接到了任务。这样的领导力和执行力深深震撼了我。这之后，只要到深圳出差，我会给每位高层领导发邮件，他们总是会抽出时间欣然与我交谈，而到最后依然会问我：“我怎么支持你？”
公司的成长，改进和变化，并不是朝夕之间，我们需要去理解：如果路径是正确的，我们可以等待一些事情的适时发生。就像登山，一路可能会遇到很多蚊子，如果蚊子咬我，我也不会停下攀登的脚步，我只会拍一下它，然后继续前行。因为我的目标是登上山顶。
“我也是一头狼”
不止一个中国同事对我说，“Renato ,你很华为。”我一直认为，我的个性和华为还是很符合的。
在米兰的日子，我总是早一点到研究所，晚一点回去。和家人吃完晚餐后，我通常会打开电脑继续工作。除此之外，一年我有140天左右的时间在全球各地出差，尤其是中国。出差途中，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上，只要有时间我也会打开电脑工作。我每时每刻都在思考，只要有想法就会立即写下来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，也从未想过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画一条明确的界线，因为这就是我的生命。
微波团队也是如此。团队目前有50多人，我不喜欢去看他们在做什么，我相信我的团队。我也不想过多地管理，事无巨细地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和怎么做。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。当你知道这件事非做不可的话，你一定会付出很多很多去努力完成。
我喜欢给别人看我的华为工卡，告诉他们，我的工号是900004，是华为欧洲研究院的第4名外籍员工，也是意大利米兰微波分部第一个外籍员工。说起来，也挺有意思。我经常作为唯一的非中国人在中国参加会议，记得有一次在讨论某一个机密文件时，他们说我不是中国人，拒绝给我看。我拿出工卡给他们看，说：“我是华为员工，破釜沉舟来到了华为，从决定进华为的那一刻起，就没想过半途而废。而你们有一天或许还会离开，所以我比你们更有理由看这个文件。”最后，我获胜了。
直到现在，我依然觉得自己来华为是幸运的，能和非常优秀的团队，一起做着业界最前沿的研究，贡献着新的思路和想法。而华为米兰微波从无到有，从有到强，研究所就像我的孩子一样，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。展望未来，我更看到了米兰微波的无限机会。
有人曾对我说，华为人充满“狼性”，还好我也是“一头狼”，因为我喜欢吃生肉和带血的食物。开个玩笑。在我看来，意大利人和中国人都是实用主义者。不论国籍，只要我们能提供大家想要的结果，一切事情都会为你打开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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